“种风骚吾，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。”论及“南朝东说念主物”或“晚唐诗”桂林隔热条设备，抑或二者并论时，频频有东说念主会搬出这两句诗。说到“六朝”，也平凡援用此句，是为：“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。若谈“魏晋”，则又酿成：“魏晋东说念主物晚唐诗。”同句诗竟有三种版块，使东说念主不禁要问：究竟是哪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？

这两句诗，出自日本汉诗诗东说念主大沼厚（1818-1891，字子寿，号枕山）之手。枕山活跃于江户末、明初，平生诗酒风骚，可称代名士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枕山的这两句诗常常见诸周作主说念编缉端。1933年农历重五，周作主说念主在北平“后门桥畔店头”正值得见“永明三年砖拓本”，“永明”即南都武帝萧赜年号，认为“南朝物”，他便想起了枕山的诗句。（《题永明三年砖拓本》，原载《东说念主间世》1934.6，收入《夜读抄·苦茶庵小文》）。1935年，周氏发表《东京散策记》文，当中说起永井荷风《下谷丛话》“十九章中引有大沼枕山的句”（原载《东说念主间世》1935.5，收入《苦茶随笔》）；同庚发表的《日本管窥》（原载《国文周报》1935.5，收入《苦茶随笔》），又谈到此事，并竣工援用了枕山诗：

大沼枕山善作汉诗，我当初在永井荷风的《下谷丛话》中看见他的《杂言》之，十分心爱，自后买到《枕山诗抄》，在初编卷下找到，诗云：“未甘冷淡作生活，月榭花台发兴奇。种风骚吾，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。”

枕山诗名盛时，他的诗集在幕末时期已是畅销书（周朝日《大沼枕山：日本汉诗后抹斜阳》，《书城》2021年5月号）。《枕山诗抄》曾于日本嘉永二年（1849）刊印，仅册。枕山自言喜小诗“语胜东说念主千百”（《自序》），故此刻收句，但当中未见这《杂言》诗。自后枕山的诗作几经编刻，在梓行于安政六年（1859）的《枕山诗抄》“初编”（图1）之“卷下”，才拾得周作主说念主当年见到的枕山原句，正写稿“种风骚吾，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（图2）。

图1 《枕山诗抄》初編桂林隔热条设备，安政六年（1859）刻，现藏东京大学综藏书楼

图2 《枕山诗抄》初编卷下

永井荷风的《下谷丛话》，撰成于“大正十五年丙寅初春”（荷风《自序》题名），即1926年。此书出不久，周作主说念主或已从中得知枕山句。按《周作主说念主日志》，1930年8月20日的下昼，他曾遣东说念主到厂甸取装裱好的条幅，要馈送那时还在读中的小友心笛（大象出书社1996年版，下册，106页），条幅的骨子即是枕山这七，只能惜条幅原作自后佚失（圣想编辑《辛笛与天津》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书社2018年版，53页）。

彼先锋与周作主说念主过从甚密的弟子沈启，也在著述中援引过枕山诗句：

日本大沼枕山有诗云：“种风骚吾桂林隔热条设备，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。”南朝东说念主物与晚唐诗并说，此意甚好意思。窃认为六朝著述命根子，唐东说念主诗赋中见其华彩，初唐子安，果然全学庾子山，四杰之中此东说念主可，惜乎死得太早，不成如庾信著述锻真金不怕火耳。（《六朝著述·闲步庵随笔》）

此文发表于1935年6月（《文饭小品》5期），依据周作主说念主提到枕山诗的时候，沈氏得闻其诗当是袭取“师说”。

约半个世纪后，当冯至在《谈梁遇春》（1983年撰成，次年发表于《新体裁史料》1期）文中援引枕山此诗时，已不知作家是谁，仅仅恶浊忆及“咱们还抚玩那时不知从那边听来的句诗：‘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。’”不但不解出处，原诗的“南朝”也记成了“六朝”。据冯至自说念，他与梁遇春的生意，“在1930年从晚春到初秋不外五六个月”，不错算，这句诗应在1930年春秋间的某时间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。

1932年，梁遇春祸害病故，非惟“文学界归天”，好友废名亦“大为无望”（周作主说念主复施蛰存函，沈建中编《施蛰存先生纪年齿录》，上海古籍出书社，上册，181页）。废名写于1936年的《三竿两竿》（《宇宙日报·明珠》15期），仍念及这位“一火友”：

六朝文不可学，六朝文的生命一经不休的孕育着，诗有晚唐，词至南宋，俱系六朝文的命根子也。在咱们当代的新散文里，还有“六朝文”。我畴前一六朝文，在一火友秋心居士笔下，我才知说念东说念主各有其归天，“你不成作念我的诗，正如我不成作念你的梦”，此君殆六朝才也。

在这里桂林隔热条设备，废名明面上未引诗，但“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之义可谓呼之欲出。冯至与梁遇春交游，缘于1930年废名创办《骆驼草》。或可想见，废名应同冯、梁说念，“抚玩那时不知从那边听来的句诗”。也正在那时，废名等东说念主在周作主说念主讲席之侧，耳濡目击，不难从其口宛转闻枕山的七，仅仅在以心传心的历程中，诗句的出处变得不再要紧，彼一时后，字词也发生了多少变异。

有偶，汪曾祺在《谈作风》（《体裁时报》1984年6期）文中，追忆“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阵偏维。自后又读了阵温飞卿、李商隐”，说起那时“有个东说念主说得为坦率：‘种风骚吾，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。’”汪氏同样不铭刻诗句作家，且“南朝”也记作“六朝”。

汪曾祺引诗，为的是说以温、李为代表的“晚唐诗”，不甚措意“六朝”一经“南朝”，大抵未可厚非。另如顾随讲晚唐诗，亦引作“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（《退之诗说》，收入《顾随全集》卷5，河北老师出书社2014年版，365页），自有焦点地方，故不操办其馀。冯至则不同，他与梁遇春存眷的，恰是“六朝”和“晚唐”的东说念主与诗。是以引诗后才会说：

在六朝和晚唐其零散的时期，能产生那么多脱陋习、看轻礼教的东说念主物和往情、沁东说念主心脾的诗篇，是历史上稀奇的光彩。（《谈梁遇春》）

以“脱陋习、看轻礼教的东说念主物”对应“六朝”，又以“往情、沁东说念主心脾的诗篇”对应“晚唐”，等于为那句出处不解却印象的诗句作注疏。

以诗法论，枕山原句不妨交融为“互文足义”，塑料挤出机本不须单论哪朝的东说念主物、哪朝的诗，而是将这两个时期的东说念主物、体裁并论之。是以字面虽不言“南朝诗”抑或“六朝著述”，其意实已蕴于句中。废名的著述虽未引诗，但在他眼中，“六朝文”的延伸线上分明系着“晚唐诗”。不仅如斯桂林隔热条设备，纵使原样照搬“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的沈启，驳倒的不亦然“六朝著述的命根子”么？有甚者，学者论及周作主说念主对这两句诗的“称赏”，同样归因于“‘六朝著述’和‘晚唐诗’恰是周作主说念主为抚玩的古典体裁作品”（恒文《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——论周作主说念主和废名对“六朝著述”“晚唐诗”的稀奇情感》，《汉讲话体裁计划》2013年1期）。质言之，论知不知作家，是否引据原诗，“南朝”的“所指”，早已置换成了“六朝”。

“南朝”“六朝”之易混，其实相等好交融。所谓“南朝”，专指宋、都、梁、陈四个南朝廷；“六朝”，则算上了“南朝”之前的东吴与东晋。与“南朝”比较，“六朝”在政权指称外，还特具种文化意味。另面，论“六朝”一经“南朝”，时候上固有猛烈之分，论地域却以贯之。是故在驳倒“南京”这座古城时，也很容易鬼使神差吟成“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。叶兆言《烟雨秦淮》《怀旧，废地上的踌躇》《六朝东说念主物与南京大萝卜》等文皆是如斯，似已将时候的“六朝”与空间的“南京”相融。不外，叶兆言《南京传》（译林出书社2019年版，78页）引诗又作“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。对此只能说，但为“南京”之故，“南朝”与“六朝”的多少规模应可忽略不计。

每个指称背后，都有其具体的语义指向，是以未的讹变或是不自知，或是文东说念主故作狡狯。《冯至传》的作家周棉提到，冯氏“进大学以后”，“就赞叹‘魏晋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’”，别生种异文。尽管此处可能是论者不曾检视冯至原文而致的讹误，但也不错交融为有利将诗句接入“常识分子为了逃难而在著述言论中不波及执行可追思到魏晋时期”的论域当中（《冯至传》，江苏文艺出书社1993年版，28页）。余秋雨《远方的响》讲“魏晋”，提到“前东说念主的种说法：能称得上真风骚的，是‘魏晋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’”（《山居札记》，文汇出书社2002年版，259页），也不解原诗出处，而将诗句径改成“魏晋”。嵇康身为“魏晋东说念主物”的代表，有学者谈及他，亦不彊即将诗句念作“种风骚吾，魏晋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（晓毅《嵇康传·媒介》，“大沼枕山”误作“大泽枕山”，上海古籍出书社2022年版，1页）。

将枕山诗句误为“魏晋东说念主物”的语例，地方多有，郐下无讥，不如为公“藏拙”。相对复杂的例，是邓云乡为《民国札记演义大不雅》所写序言，其文称：

不唯南北朝三百年零散，文件丧失殆尽之后，唐朝运转修两晋、六朝史，是以《世说新语》算作蹙迫材料，即般念书东说念主，亦莫不读此书，所谓“种风骚吾，南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。六朝风骚，果然成为千六七百年以来常识分子品次标榜的中枢，这不成不说是《世说新语》书的影响。（《民国札记二题》，收入《云乡丛稿》，河北老师出书社2004年版，356-357页）

所引枕山原诗确是误，故兴味的是为《世说新语》立说。按照鲁迅的说法，《世说》“事起后汉，止于东晋”（《演义史略》，东说念主民体裁出书社1973年版，47页），盖将书中时期晚的谢灵运归入“前朝遗少”，是以严格说来，《世说》中莫得个“南朝东说念主物”，若引枕山之句作“话头”，就恰好扑了个空。细审之，邓云乡这里的落脚点当在“六朝风骚”，与前论面上引“南朝”、实则称“六朝”的诸异，他想说的就怕一经“六朝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。

从时候规模看，“六朝”似乎也可将“魏晋”囊括进来。有关词，若将诗句吟成“魏晋东说念主物晚唐诗”，则顿生扞格。因为单说“魏晋东说念主物”，已摒弃宋、都、梁、陈四朝英华，但要同“晚唐诗”的气韵相搭配，那么在曹氏父子引的建安风骨、曹魏的正始玄音、中朝的“三张二陆两潘左”，以及南渡后的“平典如《说念》《德》论”中，到底哪个才适呢？也许一经南朝的永明体、宫体乎温、李真谛，才称得上“种风骚”吧。

不知是不是对这句诗太过“老到”，甚而在装点篇章之馀，常疏于细想。倒是东说念主们关于“晚唐诗”的挂念十分踏实。则因为晚唐温、李等东说念主的作品为作风化，与初、盛、中三唐异，大沼枕山便另有“晚着花似晚唐诗”（《台东看花杂咏》）之句；二则“晚”字属上声，在诗句中特地重读，难以轻忽，不似“六朝”“南朝”易混。另外，以诗律求之，“南朝”若作“六朝”，于格律伤；倘作“魏晋”，则“晋”字平仄不协，读来别扭，似非熟吟旧诗者会犯的演叨。

周作主说念主自后追忆当年蒐集金石的过往，重提“永明”砖拓，自认“砖文就怕是假的”，但他由此引出的枕山句，却在文学界近百年中，惊起层层飘荡（《知堂追忆录》，香港三育史籍文具公司1970年版，287-288页）。句有固定文件泉源的诗句，从外洋传到原土，难出现变形。之是以如斯，自有日本汉诗在流传不广的缘起，但蹙迫的原因，则在于大大都援用者似乎并不介怀诗句的出处，也不刻意追求准确，只当它是个漂亮的“话头”，犹如“俗语”“老话”。试问有谁真的会介怀“俗语”“老话”先由谁说，初怎样说呢？北朝邢子才曾说念：“误书想之，是适。”（《北都书》卷三六《邢卲传》）清代学者顾广圻也颇“想适”，用以名斋。善念书者高下求索、傍边比勘，不难知道著述本意，时而不测成绩“适”，真堪玩味，不妨称之为文件之“风骚”罢。

附记：拙文草成后，曾与楚、刘璇、李倩冉等同说念学东说念主共享、通常，诸友识见宽裕又各有所擅，惠我良多桂林隔热条设备，在此谨致感激。